学术研究

从出土文物谈义渠戎国在庆阳————兼谈义渠戎国国都的问题

时间:2016年12月27日 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次(作者:张弛 编辑:庆阳市博物馆)

 

      【内容摘要】:义渠戎国国都在哪里,目前还存在不少的争论。一些专家说是在宁县庙咀坪,一些专家认为在宁县焦村乡西沟村,还有一些专家认为在其它地方。本文根据史料的记载、出土文物和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义渠戎国国都问题及义渠戎国的经济、文化加以分析进行论述,以供同仁们商榷,不足之处请予以批评指正。

      【关  词】:义渠戎国   国都  出土文物  文化  经济

     

义渠是一个古老的民族,立国较早。据《今本竹书纪年》记载:早在商王朝,武乙三十年“伐义渠,而获其君以归。”1)随后,义渠内迁,逐渐占据了陇东地区。西周王朝建立后,义渠臣服于周。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茂,自然条件好,宜耕宜牧,义渠人口大量增加,很快强大起来。西周末年,义渠趁周室内乱,脱离周王朝的统治,正式建立郡国,随即出兵吞并了彭卢、郁郅等其他西戎部落,扩大了疆域。到了春秋时,义渠已成大国。《后汉书·西羌传》说:“……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义渠戎国领域包括今甘肃陇东、陕西北部、宁夏以及内蒙河套以南地区。义渠是秦称霸西戎的主要对手,前后与强秦抗衡长达一百七十多年,最后终于在强秦笼络诱骗与武力征服下丧君亡国。

关于对义渠戎国的族属、社会性质等问题,李仲立的《先秦历史文化探微·义渠戎国述要》2)、杨宪益的《译余偶拾·义渠国考》3)、薛方昱在《西北民族大学生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上发表《义渠戎国新考》4)、辛迪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11月第33卷第6期上发表《义渠考》5)、武刚、王晖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上发表《义渠东羌考》6等书籍、文章中已有详细的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一、义渠戎国国都究竟在什么地方?

义渠戎国国都,历代史志都说是在宁州西北。但在宁州西北何处?则说法不一。《庆阳府志》说:“在宁州西北五十里。”而《甘肃新通志》、新编《宁县志》等则说“在宁州西一里庙嘴坪”。近几年,说法更多。一说在今宁县焦村乡西沟村;一说在今庆城县;一说在宁县瓦斜乡;一说在西峰附近;又有人据1958年合水县固城乡出土一“古义渠”三字的界石,说在固城乡的古城。由于史志记载简单,语焉不详,以致今日尚有不少争论,具体来说有下列几种不同的说法。

一是宁县庙咀坪说。持此观点的专家学者主要有薛方昱、于俊德、刘治立、于祖培等人。

庙咀坪地处马莲河、城北河、九龙河三水相汇之处,交通方便,古为关中通往塞北的咽喉要道,周围有董志塬、南义塬、春荣塬、早胜塬,土地平坦肥沃,具有发展农牧业的良好条件。庙咀坪所在地依山傍水,北靠南义塬峁,形如半岛,座北朝南。该古城址南北长330步,北部宽130步,南部宽50步,总面积约120余亩。在该遗址下曾出土大量新石器时代庙底沟类型的仰韶文化及齐家文化遗物,在几处因水冲和人为下挖的壑梁中发现古城垣遗址,均为夯筑,夯土层厚6厘米左右,十分坚硬,城墙走向依自然地形弯曲,呈不规则形,其剖面上筑下削,城西临马莲河一段,因人为破坏小,削山痕迹至今犹存。城北与山相接的开阔地有两道深壕,显然不是洪水所冲,而是人工所挖。该城址中发现的周至汉代文物十分丰富,比比皆是,文化层厚13米,其中周代文物有泥质灰陶盆、豆,夹砂绳纹灰陶鬲,绳纹灰陶罐,特别一提的是这里出土大量回纹、几何纹砖,为春秋战国时王宫铺地之砖,与秦都雍城、魏都安邑、齐都临淄、楚都郢城出土的残砖图形一致。出土的秦汉文物有灰陶盆、罐、甑、云纹瓦当和“千秋万岁”圆形瓦当。同时,该址及附近地还出土战国时期的铁剑及秦汉兵器等。该城址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混杂一起,很难看出文化层叠压的关系,这可能是人们在此屡世营邑定居的缘故。7《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宁州条:“禹贡雍州之域,古西戎地也,当夏之衰,公刘邑焉,周时为义渠戎国。”《大清一统志》宁州条也指出“义渠古城在州西北”。《庆阳府志》明确记载:“义渠古城在州西北六十里”。唐与清代的宁州即今天的宁县县城,而义渠国都的具体位置应在今宁县西北二华里的庙咀坪,这里具有建城立邑的地理条件。2016324日,在甘肃宁县举办的首届《中国义渠国历史文化研讨会》上,“义渠国遗址在今甘肃宁县西沟村庙咀坪”的观点再次被专家、学者热议并达成共识。来自西安、兰州等高校的专家、学者们就义渠人的族属、社会性质、活动地域和民俗文化,分别阐述了各自研究成果。大家一致认为,义渠国都在宁县庙咀坪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义渠国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史和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宁县焦村西沟说。持此观点的专家学者主要有习生、张耀民、李仲立、刘得祯、路笛、闫庆生、黄正林等人。

199511月,庆阳师专、地志办的李仲立等四位同志先后两次赴宁县焦村乡西沟村进行了考察,发现了一处战国故城遗址。该遗址位于董志塬南部,北距西峰区30公里,东南距宁县城25公里,南距泾河川35公里,属宁县焦村乡西沟和森王两个村所辖。遗址东西宽1000米,南北长1500米,面积为150万平方米,遍地为秦砖汉瓦,当地群众称此为“瓦渣渠”。在此发现了故城北墙残基,墙基为东西向,底部平整,两壁垂直,距地表深1.5米,宽2米,内垫土均夯筑,夯土层厚67厘米,没有夯窝,东面小沟畔也有类似的城墙遗址。该遗址内出土了战国时期有代表性的褐色陶釜及肩有附耳的铁釜,文化层上部及整个遗址地表散布的均为秦汉时期的粗、细绳纹板、筒瓦残片。文化层堆积厚达13米,说明了人们在此居住时间很长。该城址地形险要,西面以沟壑为险,未筑城墙,北到徐家堡,南到张家堡约1500米的沟崖上,多处有人工切削的痕迹,切削的断崖呈90度,有些地段至今高10米有余。据调查中所见的城基、文化层,遗物判断,其为义渠戎国都城。8

三是合水固城说。持此观点的专家学者主要是寇正勤。

此说法的根据是,1958 年兴修水利时,在合水县固城乡老城挖出一块石碑,上刻“义渠戎”三字,故有此说。寇正勤先生在《从合水固城看义渠戎兴衰》一文中说“固城古城依山傍水,背风向阳,扼二川之口,视野开阔,地形险要。<庆防纪略>说该城是‘义渠国都所在城’。……春秋后期,(义渠戎国)将都城迁到今天宁县的庙咀坪,固城作为陪都,地位依然非常显赫。”9在秦惠王十一年(公元前327)县义渠之时,宁州东部(如襄洛、阳周等)尚属战国魏地,魏且筑长城以“界戎”、“界秦”,直到秦惠王后元十三年(公元前312)魏才“尽入上郡于秦”。可见,宁州东部是不会有义渠国都的。所以说,认为义渠国都在合水固城是不对的。102010年,“早期秦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甘肃省庆阳市召开,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到固城南北城址、高台古城等地,对陇东与陕西接壤地带的先周文化、西周文化以及西戎文化进行了考察,排除了固城作为义渠戎国国都的可能性。11

四是宁县瓦斜乡说。持此观点的专家学者主要是彭曦。

此说法的根据是,彭曦的《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一书中提出义渠戎国国都在宁县瓦斜乡,故有此说。12此说法缺少史志记载和实物证明,很少有人支持。

五是今庆城县说。持此观点的专家学者主要是刘文戈。

刘文戈认为,义渠都城在今庆城县,理由是西汉时期的义渠名人如傅介子、公孙昆邪等义渠籍人死后均埋葬在庆城县而不是宁县。13据此认为义渠戎国都城在今庆城县。此说法缺少史志记载和实物证明,也很少有人支持。

六是西峰附近说。

此说法是根据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册》将义渠国都标在西峰附近而产生的。此册将春秋战国时期的义渠故城明确划在宁县西北原上,即今西峰附近,这就引起了新的争论。史为乐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中载有四条有关义渠的解说:“义渠:春秋战国时西戎国。在今甘肃西峰市境。”第二条:“义渠县,秦惠文君十一年327)置,后为北地郡治,治所在今西峰市东境,西汉改为义渠道。”第三条:“义渠国,西戎国之一,春秋时立国,都义渠城(今西峰市附近)。”第四条:“义渠道,西汉改义渠县置,属北地郡。治所在今甘肃西峰市东境。东汉废。”14习生撰写《义渠故城考辩》15、李仲立撰写《义渠戎国述要》16等文章分别予以论证驳斥,证明义渠戎国国都不应在西峰区。

以上几种说法中都有提出者自己的根据和道理。义渠戎国的国都究竟在哪里?学术界现仍争论不休。但是,义渠戎国在陇东雄居了数百年的史实谁也无法否认。

笔者认为上述几个地方都是春秋战国时的义渠戎国修筑的城池,无所谓国都之说。春秋战国时期义渠戎国社会形态是正处于从酋邦社会向早期国家转化的社会。这一时期的义渠戎国具有“酋邦”社会的特征,即存在社会分层。这种社会分层表现为社会成员在财富的占有量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政治地位的差异上。17在宁县平子乡袁家村、正宁县山河乡后庄村、宁县焦村乡西沟村和镇原县马渠等地的墓葬中出土文物数量不一,虽都有车马坑为陪葬,但不同墓葬中殉牲数量多寡不一,表现了社会成员在财富占有量的不一样。史书记载,在战国晚期的战争中,秦人一次就攻占过义渠的25城,城的存在说明了义渠已经由酋邦进入了早期国家社会。总之,随着酋长王权增强的需求、战争对酋邦的原有政治和军事职能扩大之需要,以及经济的发展对于上述需求的支持,促使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系统开始设立,就有了早期的国家,即出现了所谓的“义渠戎王”。当时义渠虽然已筑有城邑,还以畜牧为主要生产事业,18但还是兼有农业生产的。以义渠戎为核心建立的义渠戎国,是一种多部族、多文化面貌融合的松散式联盟,所谓“城二十五”不排除是这种松散联盟的表现,可看做是对各部落夷长的一种安置需要的手段。19

杨建华先生在讨论甘宁地区北方文化带的研究中所划分的庆阳、固原、银南和其他等地区,反映了这种松散式联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其背景正是不同的亲缘集团,在以地缘关系组成的社会组织中,按照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的人群组成的“同族”,与义渠戎并不对应。20也正因如此,其政权代表的族群观念、对中原文化的归属感是复杂纷乱的。这种复杂的难以统一的归属认同,以致影响到秦汉郡县制中置上郡、北地、陇西等诸郡,分割了义渠势力活动区域,继而又内设有自治性质的“道”,予以分别管制。21

义渠戎国与秦国对抗了几百年,史料“记录义渠与秦的十次交往,四次是义渠的主动行动,其中三次败秦,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其余六次是秦攻义渠,虏其王,平其乱,臣其君,取其城,逐步蚕食,最后杀其君,灭其国。”22义渠戎国在秦国的连续打击之下,仍然顽强地抵抗着,秦武王元年(前 310 年)出兵伐义渠,仍未能使其屈服,义渠戎国未灭也。宣太后诱杀义渠王后,义渠亡国,“义渠虽然溃逃,然而其有生力量并没有彻底消灭,有随时伺机侵扰的可能。为了防患于未然,秦昭王采取了修筑长城的措施。由此可知,秦昭王修筑长城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御义渠,惟恐其夺回已失去的旧地。”23由此可以看出,义渠戎国是一种多部族的松散式联盟,城池也只是各部落夷长的居住地而已。

事实证明,庆阳地区发现的诸多春秋战国时的城址,更加肯定了庆阳地区是义渠戎国活动的中心地带,义渠戎国的国都也许就是其中的一个,至于义渠戎国的国都究竟是哪一座,这只能期待更进一步的文物考古证据了。

二、出土文物证实义渠戎国在庆阳

    义渠以少数民族立国,历史悠久。在其长达八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一度成为诸戎中之最强大者,并且是华夏诸国所攘灭的最后一支戎族。可以说,义渠民族的活动,在西戎乃至整个少数民族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正因为它是一个少数民族,缺少本民族内部专门的历史记载;其周边华夏诸国既视之为戎翟,也就不怎么注意记录它的史事;而秦灭义渠的手段不甚光彩,在记录本国和义渠的关系时,非常之简略。24由于以上因素,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关于义渠的史料,就相当的少。但是要对义渠戎国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出土的文物就显得非常重要,它是解开历史迷雾的“钥匙”。

在甘、宁两省区的分布范围内,春秋战国时期,主要居住西戎八部和其他戎族部落。当时戎族主要活动于陇山以西至渭水以及泾河流域,歧、梁山以北,在泾河、渭河、清水河、洛河4河流域。范围大致是西起黄河、北至黄河、东达黄河,南以陇山为界。在这个区域内,绵诸戎居住生活在今甘肃天水以东、清水县以南的地区,绲戎居住在今宁夏南部及临近地区,翟戎居住在今甘肃临洮及附近地区,戎居住在今甘肃陇西县内,义渠戎活动在今陕、甘、宁交界的陇东地区,乌氏戎居住在今甘肃平凉和宁夏南部,朐衍戎在今宁夏盐池和陕西定边及附近区域,大荔戎居住在今陕西大荔地区。还有一些小的戎族部落,如陇西的冀戎、六盘山一带有空桐氏戎等。这些戎族部落在自己的活动区域内共同创造了辉煌的文化遗存。

甘肃东部的庆阳地区是戎族青铜文化分布的密集区之一。自1984年以来,庆阳地区博物馆在文物普查中获得了大量的义渠戎国的实物见证,包括遗址、遗迹和遗物。先后清理了9个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物点,其中宁县平子乡1个地点,庆阳县什社乡、董志乡、赤城乡、后官寨乡4个地点,镇原县庙渠乡、孟坝乡、太平乡3个地点,正宁县山河乡1个地点。25《庆阳地区志》载正宁县山河乡后庄村、宁县平子袁家村的墓葬和车马坑;合水固城、宁县焦村西沟、寨子河等城池遗址;合水太白乡葫芦河村娘娘沟北峁遗址、环县演武乡黑泉河村张营遗址、刘家坪中庄遗址和泄郭嘴怀沟山遗址。此外,在庆阳县城关、赤城乡李沟村、什社乡塔头村、镇原县庙渠乡庙渠村、孟坝镇吴家沟圈村、太平乡红岩村等地都搜集到不少的春秋战国时的遗物。26

正宁县山河乡后庄村墓葬和车马坑于1982年农民张治兴修庄时发现,出土各种铜器32件;宁县平子乡袁家村墓葬和车马坑于1984年农民袁孝恒修庄时发现,出土器物43件(其中墓葬22件、车马坑21件)。出土有铜器、铁器、银器等。27义渠戎国墓葬中出土的器物,主要以青铜器为主,占所有出土器物的绝大部分,余则为银器、铁器、石器等。青铜器主要有兵器戈、矛、短剑、铜柄铁剑、镞等;生产和生活用具有斧、锛、凿、锛、刀、勺、管状饰、鹤嘴镐等;车马器有当卢、节约、衔、镳、甲泡、车軎、铃等;装饰品有带扣、动物纹饰牌、透雕铜饰牌等。其中车马器和装饰品所占比例大,数量多。在众多的青铜器中,有许多器型完全一致,如兵器类触角式和环首式短剑、矛,戈等;生产和装饰品类环首刀、长方形管状饰、浑体的羊鹿、各种饰牌等;车马器像铃、车軎、当卢、甲泡饰等。

有些器物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在北方其他地区所鲜见,如兵器类中触角式短剑,典型器物有宁县袁家村、庆阳县李沟村、马寨村和正宁县后庄村出土的铜剑,剑首呈环状或为两个相对的兽头,或为双鸟鸟喙相吻,长方形茎,茎缘两侧饰凹槽,中间饰涡纹,剑格方平,剑身上宽下窄,中起脊,断面呈菱形。另有环县博物馆珍藏流鎏金双鸟首铜剑,剑首为两个写实的鸟头相对联结呈“触角式”,扁柄,无格,剑身呈柳叶状,首、柄鎏金。兵器类中铜柄铁剑,典型器物有庆阳县五里坡村出土的一件铜柄铁剑,柄格为青铜质,一次铸成,偏圆形,柄端球状,饰螺旋纹,上有硃砂,长10厘米、厚2厘米。格呈“山”字形。柄、格通长17厘米。铁剑身已朽,长度不清,从格上所留残铁可以看出宽为5.5厘米,剑上饰密集乳钉纹,剑格中部束腰,分四瓣紧裹铁质剑身,边瓣卡于剑身双刃,中瓣上下固定剑身,剑身中脊较明显。这类相同或相似的兵器在宁夏南部及其毗邻区域均有发现,正宁县博物馆也收藏有类似的铜柄铁剑,它是本区域内颇具代表性的青铜器物,也可以说是义渠戎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地方类型。

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中国北方广袤区域的义渠民族,采取一种简洁明快、程式化的表现方式,就是利用青铜浇铸出各种动物形饰并制作出动物纹饰牌,其大多做工精细,小巧玲珑,追求神似而又不拘泥于形似,显示出了较高的文化艺术水平。28这种显示义渠文化的精美独特饰牌在庆阳地区出土较多,其中不乏精品。如镇原县吴家沟圈村出土的虎食羊纹饰牌,略呈长方形,长10.2、宽4.7厘米,正面周边向背折0.3厘米,凸面,浮雕猛虎食羊纹饰,老虎形象凶悍,羊曲蹄被擒,线条虽简,但形象逼真。环县博物馆珍藏的鎏金虎食动物纹饰牌,长方形的块板上留有边框,内浮雕出虎形纹饰,虎体大肥硕,作行走状,低首,圆眼外凸怒睁,巨口张开,利齿外露,口食一动物,额部有一辫状物向上平贴于背部,束端饰鸟头,尾上扬贴于背部,有两个系扣用的桥形钮。庆阳市博物馆珍藏的虎噬羊纹饰牌,造型似一猛虎,作行走状,低首,面目狰狞,圆眼外凸怒睁,巨口张开,利齿外露,口食一羊,虎四趾错列连接构成底边,长尾下垂构成侧边,身部用简洁的勾云纹、条纹饰出虎之斑斓状,尾部饰凹叶纹。

据祝中熹、李永平《青铜器》一书介绍,在庆阳地区出土有战国时期极具边地民族色彩的“五龙斗虎扣饰”,图案奇特,粗狂中充满细腻。画面主体是一只巨虎,虎首耸耳、圆目、突鼻,粗壮的虎尾上甩至背腰,尾尖翘起。五条螭龙盘绕在虎身周围,龙首展耳、突目、阔吻,长驱蜷布虎身,利爪忽隐忽现。画面着意表现动物的相互搏击,一幅生龙活虎景象。虎的形象,为草原文化艺术造型所习见,螭龙形象,应当是草原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吸收。还有一件战国后期的卷羽纹圆壶,侈口、束颈,腹深圆,呈球形,肩部设对称的两铺首衔环。腹部饰四周略凸的素面带,将壶面间隔为四个纹饰区,各区皆饰羽状卷曲纹。羽状卷曲纹被素面带间隔后,产生一种繁丽的视角效果。这些出土文物,体现了战国时期庆阳地区多民族杂处的地方特色。29另有羊、鹿等浑体动物饰,用飞禽如鹰头和野兽头装饰的器物大量出现,这些与其他地区同类文化中风格迥异的器物,形制独特,制作工艺精良,表现出了浓郁的地方特色,极大地丰富了义渠文化的内涵,为义渠戎国在庆阳提供了实物证据。

 三、几点认识

 ①义渠戎国的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交往通道逐步畅达,交流范围不断扩大,生活在宁夏南部的戎民族与周围其他民族交往进一步扩大,特别是与毗邻的鄂尔多斯高原和东邻的秦国及中原地区交往频繁。30所以这里的青铜文化不仅受到了来自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影响,与之形成了文化上的交融对流发展,而且也汲取了来自东部秦国及中原华夏族的文化因素。几种文化因素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交汇地带,呈现出了聚合与交融的现象。31

一是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传播。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起源于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到了商周时期已日臻成熟,与此同时拥有这种文化的部族也开始强大起来,从此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就开始广为扩散,影响到了周边地区。32生活在庆阳地区的义渠族也受到影响,使这里的义渠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袁家出土的三棱带冀铜镞与内蒙古西沟畔匈奴墓出土的相同。凸管形饰及蟠虺纹带饰与宁夏固原匈奴墓出土的遗物完全一致。庙渠、红岩出土的铜镐、红岩出土的兽首形铜饰件与桃红巴拉匈奴墓、辽宁西丰县西岔沟匈奴墓出土的铜镐相类似。卧式鹿与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匈奴墓出土的基本相同。圆管状饰与呼鲁斯太匈奴墓出土的完全一样。四件铜短剑与和林格尔范家窑子、怀来北辛堡出土的短剑相类似。柄端有圆孔的小刀、环状带饰与西沟畔匈奴墓出土的基本一致。出土的以鹿、羊、虎、蛇、飞禽等纹饰为主的各种铜器在内蒙古地区的瓦尔吐沟、速机沟、二兰虎沟等地都有发现。造型生动,神态逼真,有立有卧,有动有静,对各种动物形态、刻划得栩栩如生,表现了游牧民族在草原生活的景象,富有浓厚的草原文化特征。33所以从器型学角度分析可以发现,庆阳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有极为相似的方面,这既有生态环境一致的因素,更重要的就是文化交流。34

二是秦国和中原文化的辐射。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以武力征服了西戎十二国,中原华夏族的文化流传到了这里,文化依靠战争扩大了相互间的交流。这一点集中体现在青铜兵器的出土上。自商周以来作为体现中原地区礼仪制度的青铜礼器和酒食器并没有大量的传播到这里,出土文物只是少量的几件,反而中原地区的兵器在这里有数量众多的出土,如戈、矛的出土数量较鄂尔多斯地区为多,尤其是长胡、中胡多穿戈,与当时流行于中原地区的同类器物形制极为相似。又如车辆是华夏族商周以来的传统交通工具,而车马器无论墓葬大小都出土,并且种类齐全,这说明这里已经广泛使用车辆,使用范围扩大到生活和战争等许多领域。再如带钩的出土,表明中原文化影响到了义渠人的日常生活习俗之中,因为带钩在秦汉之前是中原华夏族的传统束带工具,而在北方民族区域内用于人体束带的早期工具是带扣。35还有,这里出土的锛、凿、斧及蒜头壶、蒜头铜扁壶,从形状看,与关中地区出土的战国秦文物相差无几。36这些器物的大量出土,很显然是汲取了关中地区秦人及中原华夏族的先进文化因素,使这里成为以土著文化元素为主体,融合有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和中原文化元素的混合型文化区域。37

②义渠戎国的经济

一农业。义渠戎国的中心地带,正是先周时期豳国的地域。周先祖不窋以失其官奔戎狄之间 ,其孙公刘在庆阳务耕种、行地宜,把农业技术传播到了戎义渠之地。关于义渠戎国的农业,文献资料极其缺乏,只能根据出土文物来进行一些推测性的叙述。镇原县庙渠春秋战国墓葬出土的羊鹤纹铜镐,两端扁刃,中间为圆銎。銎两面铸有动物纹。一面为大角羊,另一面为鹤,形象极为生动。镐的刃部有磨损,通体溜光,为长期使用使用所致,这应当是义渠民族使用的农具。虽然没有发现铁制农具,但根据已发现的铁制生活用品和武器可以推断,铁制农具应该是得到广泛应用的。铁质生产工具的出现,进一步说明义渠人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影响,当时中原已经广泛使用铁质生产工具,而义渠人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完全靠自己铸造铁质生产工具的可能性不大,或许就是在秦人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38庆阳地区出土的义渠民族的生产工具除少量的,如羊鹤纹铜镐等器类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特征外,大部分如铜斧、铜锛、铜凿则与关中地区秦人的生产工具相似或一致,这部分生产工具可能是秦人直接从关中地区带入义渠之地供农业生产之用的。另外,春秋战国时,义渠戎国有了自己相对集中的定居区域,并且在他们居住的区域内有了自己修筑的城郭。虽然当时城池的基本功能是为了军事防御,但这种大规模的修筑城池,表明义渠族的经济结构已发生了转化,农业经济占据了一定地位,为定居奠定了物质基础。39考古资料上的反映,就是墓地的存在,说明义渠民族相对集中,过着稳定的定居生活。如果说,戎与匈奴专事牧业不同,是一种农牧兼营的民族,甚至可以说,农业有其经济生活中,占有较大比重。40

二畜牧业。从庆阳地区发掘的义渠戎国的墓葬看,大都有车马坑,陪葬器物有生活用具、车马及其饰物。大量的马、羊用于随葬,表明这些牲畜是墓主人生前所拥有的。这就说明了义渠戎国的畜牧业很发达,族众特别注重马、羊的伺养。41 加之义渠是半农半牧民族,考古发掘随葬品中马具数量众多,其养马用马程度可想而知。《秦律》对养马有众多规定,如“蓦马(上等马)五尺八寸以上。……先赋蓦马,马备,乃粼从军者,到军课之”,足见秦国对战马的重视。况且车骑是战国时期衡量国力强弱的标准之一,“战车千乘,奋击百万。以秦卒之勇,车马之多,以当诸侯,譬若驰韩卢而逐蹇兔也,霸王之业可致。”42从生活用品到生产工具,从交通运输工具到军事武器的生产基本能满足社会需要,特别是车子制作多,可以批量生产。饲养业很发达,义渠人特别注重马、牛的饲养。马既可拉车运输粮食、草料和其他物资,也可供人乘骑,作为交通工具,在战争中还可用于军事的运输和作战。《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十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乌氏倮是一位善于经营畜牧的商人,他将自己畜养的牛、马出卖,购得中原的丝织物,找机会贩往戎人地区,敬献给“戎王”,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戎王十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由乌氏倮这一记载可知,义渠戎王对乌氏倮献贡的缯物(丝绸)“十倍其偿”,可见义渠戎的畜牧业远比乌氏倮要富足。

三手工业。从义渠戎国墓葬中出土的这些生活用具、兵器和车马饰看,手工业生产分工较细,从纺织到各种器物的生产,如铜器、铁器、错金银器、鎏金器等,工艺水平较高。43

义渠戎国统治陇东时期,借助周人在陇东奠定的农耕文化基础和强大的武装力量,使陇东并未因戎人的统治而倒退到草原游牧生活中去。从庆阳地区发掘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来看,当时的铜器使用已很普遍。在出土的铜器中相当一部分是武器,有铜矛、铜戈、铜刀、铜剑等,反映出义渠戎的基本生活特征。有的武器上还有字,如庆城县赤城乡李沟墓葬出土的短骹式铜矛,骹部两面有相同的“蝉”、“手”等饰纹。铜器也已开始使用于农业生产,在庆阳地区墓葬出土的器物有铜镐、铜锛等。在镇原县庙渠墓葬中出土的一件两端扁刃的铜镐,至今仍很锋利。

义渠戎国统治陇东时期,中原的铁器也传到了这里。在宁县平子乡袁家墓葬发现有铁矛一件,在正宁山河乡后庄村墓葬发现铜柄铁剑一件。1987年,庆城县北关五里坡的一座葬马坑中也有铜柄铁剑出土。在中原地区已经广泛使用铁器的时代,义渠戎国只有武器有铁器,用于生产生活的铁器很少发现,这说明义渠戎国最崇尚的仍是武力。在宁县焦村西沟墓葬中已发现一件完整的铁釜,平沿外折,沿面平齐,短颈圆腹,肩附半环状耳,口径18、高20、腹径26厘米。这些铁器的出土,说明铁器在义渠戎国已较普遍地应用于军事和人们生活中。

义渠戎国统治陇东时期,错金银和鎏金的技术也传到了这里。早在先秦时代,工匠们便用金银来镶嵌青铜器物,此种装饰工艺通称为“金银错”,又称“错金银”。错金银工艺包括镶嵌和错两种技术,镶是把东西嵌进去或是在外围加边,嵌是把东西镶在空隙里,“错”即用厝石加以磨错使之光平,其工艺可谓精密细致。44 陇东古石刻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错金银兽面纹铜车饰,整体呈兽面形,面部有三络三角形的直立鬃毛,桃状凹形耳,眉骨凸起,圆目突击,长鼻,乳腮,大嘴,肩部凹心内有一穿插,错金银勾勒或衬地,形成鬃耳眉目鼻腮等明显轮廓及皱纹毛发等。被“错金银”工艺装饰过的器物的兽面纹铜车饰表面,金银与青铜的不同光泽相映相托,突出了动物的眼、眉、鼻、耳的描画等,将其纹饰图案与整体效果衬透得格外华美典雅。鎏金工艺初始时间应定于春秋末期或战国早期。鎏金是一种金属加工工艺,是把金和水银合成的金汞剂,涂在铜器表层,加热使水银蒸发,使金牢固地附在铜器表面不脱落的技术,亦称泥金法。45环县博物馆收藏的鎏金双鸟首短剑,通长32厘米,剑首为两个写实的鸟头相对联结呈“触角式”,扁柄,无格,剑身呈柳叶状,首、柄鎏金。还有华池县博物馆收藏的鎏金镂雕虎噬牦牛铜带钩,细长形带柄,鸭嘴形弯钩,带面镂雕虎牦牛相斗,图左侧一猛虎,口噬牦牛脖颈上部,一爪向前抓住牛角。牦牛一角刺入老虎肩胛,四蹄直蹬尾部向上微翘,带钩背部有一钮钉,通体有鎏金痕迹。庆阳市博物馆收藏的鎏银短援短胡三穿铜戈,46戈援较短,短胡,近阑三穿,直内,内有长条形单穿,戈正背面均有鎏银,分布均匀的斑点呈铜锈色。战国时期鎏金银器在庆阳地区虽有所发现,但数量不多,为车马饰、武器,很显然,这一时期鎏金工艺使用还很不普遍,并仅作为一种辅助的装饰手法出现。白黎璠先生也认为“西周晚期甘肃地区最早出现了鎏金工艺制作的实物”。47 甘肃东部地区很可能较早使用了鎏金工艺,而后随着秦人东进此技术传播到中原地区。48

四商业。义渠戎国在陇东活动时间长达500年左右,“筑城数十”,积累了一定的筑城经验。义渠戎众多城池的出现,必然带来更加细密的社会分工,商品交易也有所发展,即有实物交换,也出现了作为商品一般等价物的货币。49《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十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乌氏倮是一位善于经营畜牧的商人,他将自己畜养的牛、马出卖,购得中原的丝织物,找机会贩往戎人地区,敬献给“戎王”,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戎王十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乌氏倮的成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义渠戎国时期的陇东,存在着实物交换。

由于商品交换的需要和冶炼技术的进步,导致金属货币大量出现,到西周以后金属货币逐渐取代实物货币而成为市场的流通主体,东周时期实物货币已不再使用。后来出现了圆形的金属圜币,圜币有两种,即圆形圆孔和圆形方孔钱,战国时秦国圆形方孔的“秦半两”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作。50为商业流通的需要,义渠戎国还流通着货币。马定祥批注的《历代古钱图说》记载有两种义渠戎国时期铸造的钱币:一种是宁币,“面背同。按:宁州,秦北地,周初为公刘邑,春秋为义渠国”。另一种被称做宝币,“此布与前宁字布形制全同。相传同出于甘肃庆阳境内。庆阳春秋时为义渠戎国,秦曰北地。”51《庆阳简史》一书中也采用此观点介绍这两种货币。52张文先、刘治立等人编写《庆阳通史》时注曰:“宁县、正宁一带有‘宁州’之称,始于西魏废帝二年(533年),‘宁币’为义渠戎国钱币,似不可信。”53笔者也同意此观点。

难道说,义渠戎国内没有流通的货币吗?答案是否定的。1986年,甘肃省庆阳县驿马乡发现窖藏秦半两625枚,钱文书体带有极大的随意性,有的古朴,有的规整,有的传形倒书,有的缺笔少划,大小不一,厚薄不匀,流铜四溢,孔有圆有方,说明了其年代跨度长,炉别、范母各不相同,反映了秦代半两的标准化程度还不高。541989年春,在甘肃宁县长庆桥出土窖藏约2万余枚半两钱及贝益化钱1枚,两甾钱2枚。这批半两钱径2.2-3.6厘米,形不圆,穿不方,厚薄不匀,背粗糙不平,钱文高低不齐,与陕西长安手帕张堡第二类半两钱风格相似,应是先秦半两。55先秦“两甾钱”文字规整,书法精湛,制作精良,外形华丽,工艺复杂,一般都在当时上流社会流通使用,仅少数流通到域外。宁县长庆桥镇发现一罐窖藏半两钱,内仅存2枚两甾钱,可见其珍贵。两甾钱为战国秦货币的可能性较大,可何时在何种状况下铸造而成尚不明确。贝益化钱为战国齐国货币,这属秦国领地且在当时的都城出土,资料非常重要。两甾钱、贝益化钱与半两钱的组合中,也许有着什么特殊的意义。56周延龄根据战国时期人所著的《商君书》中有关商鞅时期食、农与钱、商关系的记述,认为:“秦半两应该始铸于商鞅变法时”,“变法前的秦钱应该是‘一两’镮钱和‘半瞏’钱”,“变法后,经济繁荣,衡器统一,币制才改为‘半两’。”57何清谷根据史籍记载及考古资料,则认为:“确切地说,应是秦惠文王开始铸造和发行圆形方孔半两钱,它标志着秦国的一次货币革新,是商鞅变法的继续”,“使秦国的铸币从此定型,摈弃了圆形圆孔二等制,定型为圆形方孔一等制,确立了钱币由王室专铸的制度”。58 由此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的义渠戎国内流通的主要是半两钱。近多年来,庆阳市多次出土先秦货币半两钱,且数量较大,其中加杂有极少数两甾钱及益四化钱币,这对研究庆阳市在春秋战国时期义渠戎国的历史、经济发展及货币流通很有参考价值。59

总而言之,春秋战国时的义渠戎国,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都有较大发展,生产力发展水平达到农业文明的一定高度,其民众肯定早已开始过着农业与畜牧业相结合的定居生活,经济已发展到较高阶段。

 

 

注释:

1)王国维撰、黄永年校点:《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3页。

2 李仲立:《先秦历史文化探微》,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228-231页。

3 杨宪益:《译余偶拾》,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208-210页。

4 薛方昱:《义渠戎国新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第19-24页。

5 辛迪:《义渠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1月第33卷第6期,第90-93页。

6)武刚、王晖:《义渠东羌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1月第42卷第6期,第110-115页。

7 庆阳地区博物馆:《庆阳地区文物概况》,1979年铅印本,第95页。

8 李仲立、刘得祯:《甘肃宁县西沟发现义渠戎国国都遗址》,《甘肃高师学报》,1996年第2期,第116-119页。

9)寇正勤:《从合水固城看义渠戎兴衰》,《陇右文博》,2010年第1期,第36-42页。

10)张耀民:《义渠都城考证琐记》,《西北史地》,1996年第1期,第10-12页。

11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戎狄之旅—内蒙、陕北、宁夏、陇东考古考察笔谈》,《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1期,第96-107页。

12)张文先主编:《庆阳通史·上卷》,商务印书馆,2011年出版,第167页角注④。

13)张文先主编:《庆阳通史·上卷》,商务印书馆,2011年出版,第167页角注④。

14)史为乐:《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3月,第239页。

15 习生:《义渠故城考辩》,《庆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第45-47页。

16)李仲立:《先秦历史文化探微》,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228-231页。

17 苏广垚:《固原地区先秦民族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第42-44页。

18)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12月出版,第326页。

19 褚晓波、张童心:《秦建都咸阳与北方部族关系试说》,《北方文物》,2015年第3期,第45-50页。

20 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文物出版社,2004年出版。

21)褚晓波、张童心:《秦建都咸阳与北方部族关系试说》,《北方文物》,2015年第3期,第45-50页。

22 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415页。

23)景爱:《中国长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145页。

24)王文西:《义渠年表》,《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第545565页。

25 杨惠玲:《从考古资料看古代戎族的社会发展》,《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26 甘肃省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27 刘得祯、许俊臣:《甘肃庆阳春秋战国墓葬的清理》,《考古》,1988年第5期。

28 马建军:《宁夏境内“北方系青铜器”及其文化特征》,《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29)祝中熹、李永平:《青铜器》,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433146页。

30)马建军:《半环陇山的戎族青铜文化》,《固原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

31 杨惠玲:《从考古资料看古代戎族的社会发展》,《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32)马建军:《宁夏南部春秋战国时期青铜文化的发现及其特征》,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1期,第41-46页。

33 刘得祯、许俊臣:《甘肃庆阳春秋战国墓葬的清理》,《考古》,1988年第5期。

34 马建军:《宁夏南部春秋战国时期青铜文化的发现及其特征》,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41-46页。

35 王仁湘:《带扣略论》,《考古 》,1986年第1期。

36 赵丛苍:《陕西凤翔发现春秋战国的青铜窖藏》,《考古》,1986年第4期。

37 马建军:《宁夏南部春秋战国时期文化遗存探述》,《宁夏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38 杨惠玲:《从考古资料看古代戎族的社会发展》,《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39 李仲立:《先秦历史文化探微》,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233页。

40)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12页。

41)张文先主编:《庆阳通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出版,第178页。

42)王冉:《秦昭王灭义渠与秦统一的关系》,《中国民族报》,2010423日第7版。

43 张文先主编:《庆阳通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出版,第180页。

44 齐东方:《中国早期金银工艺初论》,《文物季刊》,1998年第2期。

45 齐东方:《中国早期金银工艺初论》,《文物季刊》,1998年第2期。

46 庆阳地区博物馆:《甘肃宁县焦村西沟出土的一座周墓》,《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

47)白黎璠:《夏商西周金器研究》,《中原文物》,2006年第5期。

48 高西省:《战国时期鎏金器及其相关问题初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4期。

49 张文先主编:《庆阳通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出版,第181页。

50)吴卫、张曼华《“秦半两”钱币艺术符号探析》,《装饰》,2009年第3期。

51 马定祥批注:《历代古钱图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31页。另见刘文戈、王春:《风物瑰宝》,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126页。

52)闫庆生、黄正林:《庆阳简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29页。

53)张文先主编:《庆阳通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出版,第181页,页角注③。

54)周延龄、林振荣、王荣:《驿马窖藏秦钱清理及几点看法》,《陕西金融·半两钱研究专辑》1988年增刊,第22-26页。

55)何翔:《甘肃宁县长庆桥出土先秦半两》,《中国钱币》,1996年第2期。

56)水出泰弘著、秦仙梅译:《秦半两钱》,《秦俑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出版。

57 周延龄、林振荣、王荣:《驿马窖藏秦钱清理及几点看法》,《陕西金融·半两钱研究专辑》,1988年增刊,第22-26页。

58 何清谷:《秦币辨疑》,《中国钱币》,19962期,第19-24页。

59)何邦贵、侯桂芳:《庆阳市出土的先秦半两钱》,《甘肃省钱币博物馆开馆暨钱币学术研讨会专辑》,200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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